台州府城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半月谈记者冯源王学涛
历史文化名城，顾名思义，必然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世代传承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对于留住名城风貌和气质起到了独特作用。时至今日，不同非遗的生存状态苦乐不均，有些非遗在被保护起来之后，逐渐失去活化利用的功能，荣光不再。如何激活传统非遗基因，使之有效融入当代生活，为历史名城再续风华？
与当代生活脱节的非遗明显缺乏活力
“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人。”浙江省临海市是有着近年历史的台州府城所在地，城中的紫阳街于年入选第四届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成为浙江的第二条历史文化名街。在这条街上，“蔡永利秤店”已经开了年。然而，随着时代发展，杆秤的需求在萎缩。在当地菜场，电子秤取代了杆秤。只有在传统仪式的婚礼上，有的新郎会用杆秤挑起新娘的红盖头，寓意这门亲事“称心如意”。“永利木杆秤制作技艺”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第五代传人蔡雪贞面临着传承乏人的难题。
山西平遥有多项各级非遗项目。其中，“平遥纱阁戏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已去世，其子是县级非遗传承人。另外，这个项目还有省级和市级传承人各1位，3位传承人都已五六十岁。平遥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霍文忠认为，有生命力的非遗一般是当代人还能吃、能用的，像平遥牛肉就令无数游客大快朵颐，而一些与当代生活脱节的非遗明显缺乏活力。
尽管产品不愁销路，但山西省晋中市传统金银器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刘兴东也有烦心事，就是不好招徒弟。“银匠出师至少3年，好银匠至少要熬上10年。现在年轻人挣钱方式多，耐不住寂寞，干几天就走了。师父不敢批评徒弟，有孩子愿意来学就巴不得了。”
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郭艺分析，有些非遗在百姓生活中仍然有大量需求，会在市场中不断变化创新，而有的非遗传承得不是特别好，就需要非遗保护机构为其寻找特定的市场人群，在两者间搭建桥梁。
“有少数非遗项目凭借其背后的精湛技艺，会形成小众市场，这样的项目可以走低奢路线。”郭艺说，有的非遗项目已经缺乏实用功能，可以考虑对它改良转化，植入某个生活场景，让它延续下去。
名城与非遗形神兼备
在紫阳街上，浙江省级非遗“岭根草编”传承人郑仙红的工作室开业5年有余，除了传统的草帽蒲扇，还开发出草编蜻蜓、草编兔子灯等非遗产品，受到顾客欢迎。
“像这样的省级非遗展示馆，在紫阳街上一共有8家。”临海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张志军说，年中心与临海市文旅公司合作，在紫阳街边上的王宗沐家族大院开设了非遗展厅，把昔日“一门三巡抚”的显宦府第，变为市民感受古城文化底蕴的新去处。“非遗进古街，古街就更有生活气息了。”
在平遥古城，刘兴东的银器工坊生意兴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南方地区的许多客户对传统饰品情有独钟，特别是将珠宝与银器搭配的中国风饰品不愁销路。”他说。
绍兴黄酒、越窑青瓷、绍兴铜雕……在绍兴古城西北角的迎恩门风情水街，开张半年多的首个“绍兴非遗客厅”集聚了当地30多项优质非遗资源。工作人员陈惠良表示，预计到年底可实现盈亏平衡。
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西运城市新绛县的鼓楼、戏楼区，国家级非遗绛州鼓乐艺术团鼓乐手排练新编绛州鼓乐经典曲目
“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主要由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前者体现在空间格局、建筑风貌、文物古迹等方面，后者体现为名城内在的思想观念和人文价值。”浙江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俞强认为，名城是非遗的物质载体，非遗是名城的活力源泉，两者相辅相成，形神一体，缺一不可。
政企合作，避免过度商业化
“我的四合院在巷子里，主街的店面租金太贵，希望政府部门能设立一个非遗工坊，把平遥古城的非遗项目组织在一起。”这是刘兴东多年的心愿。霍文忠也想在平遥古城内形成非遗集聚区，吸引游客，但这个想法10余年来一直未能实现。“古城里房子产权复杂，只有在政府主导下，才能找到合适的地块。”
浙江绍兴首家“非遗客厅”是政企合作的产物。它所处的街区由北海街道开发，由绍兴文旅部门协调引进越红博物馆的团队经营。陈惠良介绍，这家博物馆是由茶企开办的，从事“越红茶”非遗技艺传承利用的民办博物馆，企业在非遗产品市场化方面有一定经验。但是，文化项目投资周期长，离不开政府扶持，选择政府主导、企业投资运营的方式也是一种探索。
“文旅部门和街道协商，减免了房租，又把全市一批非遗项目集中到客厅里，形成了规模效应，大家抱团发展。”陈惠良说，政企合作能把好商业化的度，“过度商业化反而会让消费者敬而远之”。
郭艺认为，要处理好保护和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做好近期、中期和远期的非遗保护规划，让非遗保护与城市发展互相支撑融合。同时，深入研究和提炼非遗本身的内涵，推动传承人和保护单位的能力建设，使非遗传承保护适应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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