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传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一直是很多学者研究的课题。平遥是我国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遗产“平遥古城”所在地，历史文化遗产内容和数量都非常丰富。本文立足于平遥古城的山水格局与选址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剖析了平遥古城礼制文化的价值内涵，提供重新审视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视角。“中国古代聚落空间呈现出的高度的继承性和规律性来自于礼文化，它是保障空间模式继承性和规律性的制度性根源。”——张杰山水格局与古城选址1空间模式：风水堪舆堪舆学，又称风水学，大到都城选址小到宅第建造，各种设计营造活动中堪舆术几乎无处不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堪舆学发展成两大学派。形势宗，注重龙、砂、水、穴、向，意图达到人与建筑环境高度统一的“天人合一”境界。而理气宗以数理为基础，认为“气”是万物之源，注重阴阳、五行、干支、八卦九宫等相生相克理论，主要运用于小范围的方位格局与阴阳宅选址确定。在广域的地理环境选择中，主要运用的是形势宗的形峦学说，观察山川的来龙去脉，通过“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在先天决定的自然环境中因地制宜的选择自身的聚落环境。“觅龙”、“察砂”、“观水”均是根据地理环境选择适合营造的城址的内容。城邑选址除了都要以五岳四镇为正宗外，在具体的选址上还要根据峦头法选择少祖山，又称主山。形势宗将最高的山称为太祖山，将其视为山脉的源头，将其所在地理环境的最高山视为少祖山，将太祖山与少祖山之间的高大山峰视为宗山。还要求城邑前不远处有山水来朝之势，同时在城邑与朝山、朝水之间又有山，如同座前的案几，称为“案山”。风水宝地空间模式资料来源：程建军，孔尚朴.风水与建筑.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0):24.堪舆学要求城邑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平川地区，北有玄武靠山，南有朱雀绕带，东西青龙白虎屏障。而平遥古城位于汾河冲积平原，太岳山脉与汾河距离的中间位置，地理大环境受到根本限制，地势平缓未发现靠山，但在古城四周依然可以发现护卫的山脉、水系，四周有中都河、沙河等诸多河流缠护，超山拱秀于前，吕梁山盘亘于后，明万历《汾州府志》记载“左襟麓台，右带汾水，中都衍于前，沙水环其后，超山拱秀”，实为风水宝地。堪舆学有“未看山先看水”之说，把水流看作空间构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一种无案山的风水宝地，称为“也有真龙无朝案，只要诸水聚其间”、“水朝无案多贵”，意思说穴前明堂四水交织，每个来去水口都合理气法度，而水流重重关锁龙气，表面上看似气荡无收拾局面，实际上是水聚天心。惠济河分为两条支流，由孟山经过古城外围汇入汾河，水流方向也与古城整体轴线的南偏东角度相似。坐山主要解决地势问题，而朝山、朝水的形状与方位则决定了城邑的道路、主要建筑朝向。主山、坐山、案山、朝山是影响城邑主要朝向与轴线的决定性因素，但在现实自然环境下很难确保诸多山体正对城邑轴线。堪舆学用罗盘二十四山龙脉朝向表示二十四个方位，平遥古城轴线的偏角接近二十四山两山夹角15°。平遥古城的平面呈方形，虽然正南为尊，但平遥作为县治等级不能和都城相比，所以南轴线也顺应常年主导风向，使得城邑收获到充足的阳光。2选址意识：天人合一中国古代文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包含了大量反映朴素自然观的案例，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大量的城市规划布局中，充分考虑地质地貌的特点，力图达到建设活动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以达到敬畏天地、长远发展的目的。“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思想观念，主要来源于《周易》与《道德经》，主张敬畏天地，天地与人类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人的活动应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这是古人看待自身与天地关系的基本观点，体现了“和谐”的思想。在城市建设方面，古人都会选择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区作为居民点建设发展。西安“八水绕长安”，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南京“据龙蟠虎踞之雄，依负山带江之胜”，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建设均可见“天人合一”思想，放眼世界重要文明都起源于和谐的山水地理环境，可见这一思想对选址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天圆动，地方静”之说。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且取法于天地自然，圆为阳，方为阴，外圆内方的形制意涵阴阳所和、天地之合。“天圆地方”也是古人对“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一种理解，上至仰韶文明时期，下至明清天坛地坛，甚至在民居建筑设计中都能发现对天圆地方的空间象征。平遥古城四周水网密布，中都河汇入汾河，古城正是建于中都河水环绕之中，曲折的河流与方正的城墙象征天圆地方，天地相生。平遥县境图资料来源：[清]侯颖.平遥县志[M].光绪八年（年）刊本.3工程勘察：因地制宜早在《管子》中就已有关于聚落选址的要求。《管子?度地篇》中“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管子?乘马篇》中“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均对因地制宜的选择城址做出了相近的要求，大山之下是水流汇集之处，广川之上强调在大河汇集之处要寻求较高的地势。公元前年，伍子胥受吴王阖闾之命建城，“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相其地，欲筑城于斯”，相城由此得名。建城之前进行了大量水文地质勘查，设置“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聪”，是因地制宜营建城邑的较早范例。平遥处于汾河冲积平原，东西两面都有重峦叠嶂，在大的地理环境受到制约的情况下选择在汾河东南6公里的位置，南有超山，北有汾河，既可以得到充足的水源与木材，又避开了洪灾的威胁与地形复杂的黄土台地。4平面形态：形似龟城龟在民间信仰中是四灵之一，象征着长寿和永久，加之远古以龟甲占卜相地的传统，可保平安，故将城池筑为龟形，符合“山水朝阳，龟前戏水，城之攸建，依此为胜”一说。古城三面平整，南城墙沿着中都河向内蜿蜒曲折，大街小巷交织似龟背上的纹理，人们将古城联想为一只向南爬行的巨龟。古城三面平整，南城墙却向内蜿蜒曲折，所以南门与其外两眼水井被视为巨龟的头与双眼；北门地势最低用以积水，被视为龟尾；东西城墙各有两座城门两两相对，相当于巨龟的四足，永定门、凤仪门、太和门三座瓮城重门均向南开，正如三条向前弯曲的龟足；而只有亲翰门重门向东开，是因为亲翰门是城外交通要道自北向南经过平遥城的第一道关卡，瓮城外的附郭关城也证明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防御节点，而且这里通向京城以示尊敬。民间传说建城时人们用铁链将巨龟拴在城东10km的麓台塔，以防巨龟离开带走风调雨顺，亲翰门外惠济桥的九孔眼便是铁链的环，人们还在西源祠建造神池供巨龟引用。由此可见古人崇尚灵兽，追求天人合一，在营建城市中赋予了其诸多自身美好的祝愿，体现了大量民族哲理智慧。平遥古城形似乌龟资料来源：曹昌智.画说平遥古城[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1.建设控制体系古代中国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各个城市虽然位置、等级、大小、特色均不同，但从空间模式、建设规模到空间布局，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中都表现鲜明的礼制对建设活动的控制。从至高皇权到庶民家族都必须遵循宗法礼制，逾制僭越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维护封建礼制整体性、系统性的内在等级法则，是统治者对国家、人民实行控制、巩固政权的一种方式。平遥古城是依据源于封建宗法的礼制传统建设与形成的，可以反映出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汉族城乡文化特色。这种依据礼制规划建设的城市，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但是如今已所剩极少。中国现存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上保存最多，风貌最完整的古城有平遥与丽江等城市。丽江古城突出以“土司制度”为原型的规划建设，讲求利用自然，自由灵活的布局，不追求“中准绳”、“中规矩”，反映了西南边远地区纳西族的历史文化。而平遥从古城到村庄的建设都突出以“礼”为本，严格讲求方正端庄，经纬分明，街巷格局都有形制，体现了汉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从平遥的地理环境、周边格局逐级聚焦到空间布局，通过对平遥山水环境、城池形态、功能布局等要素的分析，发现平遥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层面都收到宗法礼制的严格控制，平遥礼制文化体现在构图控制、建设控制与模数控制三个方面。1宏观层面：构图控制生活在山水地理环境中，我们的祖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山川崇拜，发展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山川模式。宋朝以后，我国的山川祭祀形成了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禹先治理水土，后确定了嵩、岱、衡、华、恒五岳之高及江河淮济四渎之尊，以及其他山水的尊卑次序。在周人的观念中，五岳与地中紧密联系，他们将中岳嵩山视为天室，天子便自视为天室的等级。五岳由天子五年巡守一次，“诸侯群后四方各朝天子于方岳之下”。天子在不同等级的山川视察不同爵位的臣子，祭品的内容、数量也都根据山川的等级而定。第一等级为四岳，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第二等级为五镇，即东镇山沂山、西镇吴山、中镇霍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按照“天人合一”思想人类与天地是有机统一整体的观点，聚落的方位布局要与天地相统一，周代在城市建设中超越了秦代对地理环境与日月星象的绝对对应，使用了象征性的对应方法，城池选址在广域环境中力图与周边山川以及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取得呼应，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山川模式。平遥重要轴线与区域山脉关系图（小图为城墙轴线示意图）资料来源：作者自绘平遥古城虽大致为方形，但南城墙顺中都河水蜿蜒曲折，东西两道城墙并不是正南北向且不平行，北城墙也不是正东西方向。经测量，西城墙北偏西约5.7°，其北向轴线大约经过吕梁山脉的支脉卦山，东城墙北偏西约7.1°，其北向轴线大约经过吕梁山脉第二高峰芦芽山。北城墙与东西城墙并不垂直，方向东偏北14.9°，将其向东延长，轴线直指辽东半岛南端峰。古城南面的中都河水正对孟山，迎山接水，生机盎然。经过测量发现，平遥境内的孟山、南部的中镇霍山均处于古城南大街南向轴线附近，而中岳嵩山更是正对着南大街南向轴线。这样，如再将向西对应的吕梁山脉考虑进来，平遥古城正处于“天心十字”的交点。由此可以看出，平遥古城的空间形态构图是经过礼文化控制的，古人在平遥古城选址营建上经过了精心山水构图设计，反映了系统的礼制思想，也体现出了极大的空间智慧。2中观层面：建设控制“周制王城方九里，公国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从天子王城到等级最低的城邑都要严格遵守王制的规定，城池面积、城墙高度、城门数量甚至道路宽度都有等级。王城级别最高，规模为方九里，以示天子威严。诸侯所在的都城规模减为方七里，卿大夫所治邑城方五里。平遥古城是县治所在地，营建规模按礼制应为方三里。现今古城城墙周长.68m，与明初“周围十二里八分四厘”吻合。东城墙.48m，西城墙.35m，北城墙.05m，长度都接近1.5km，南城墙随中都河蜿蜒曲折，总长.8m，东西直线长度不过m。但现今2.25km2的规模是明朝扩建的，周宣王时期修建的规模比现在小得多，史传重建之前的旧城为九里十八步，今沙巷街以西与北门窑场街一带曾经都在城外。明洪武二年（年）爆发洪水冲毁了西城墙，次年扩建城池时将城墙位置西移。而明朝时期一里约为现在的m，由此可见平遥古城的确遵守了方三里的县城规模，正是周制等级营造制度的典型代表。《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记述了春秋时期按照封建等级，不同等级的城市按照封建等级的不同，在城池面积、城墙规格、道路宽度等方面的不同，对于城外的郊、田、林、牧地关系的要求也有记载。《周礼?考工记》反映了“礼”的哲学思想开始逐渐融入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建设，其记述的周代王城建设的城邑规模与空间布局要求对后世的城市规划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主要体现的是儒家的礼制等级思想。平遥县城图资料来源：[清]王夷典.平遥县志：康熙四十六年八卷本[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平遥古城公共建筑分布图资料来源：郝岳才.寻找母亲的平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除了营建规模，平遥古城的空间布局也同样符合中国传统封建礼制思想。统治阶级皇权至上的礼制思想要求宫城居中，中轴对称，次一级的功能建筑按封建礼制序列位于轴线两侧，这一城池的标准模式一直沿用至清朝。平遥古城以南大街为主要轴线，以位于南大街的市楼为全城中心与制高点，街巷经纬朝向分明，道路网络被称为“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蛐蜒条巷、数不清的一线天”。从规划角度来看，平遥古城的空间布局突出中心与轴线，面南为尊，东侧的城隍庙与西侧的县衙相对，东侧以文庙、魁星楼为代表的儒家建筑群与西侧武庙建筑群相对，东侧清虚观与西侧集福寺相对，按文东武西、寺观对置的营造布局形制。平遥城内还井然有序的分布有50多座庙宇、道观、楼台等公共建筑，虽不能完全满足《周礼》对都城的要求，但寺庙、书院、祠堂等佛教、儒家、宗族建筑与礼制建筑相结合，形成一种尊卑有序的空间格局，这样的形制正是封建等级关系在城市空间上的体现。高大威严的城墙之内，空间规划布局严谨，构思巧妙保存完好，大片民居与市楼寺庙等功能建筑逶迤交错，与高大的城墙一道，向世人展示着中国传统文明封建礼制的威严，也表现了中国古建筑的美学精神。3微观层面：模数控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数字“九”和“五”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九在阳数中是最高位，而五取正中，所以这两个数字用来象征君王的威严，君王往往被称为“九五之尊”。同时这一词也来源于周易六十四卦的首卦乾卦，乾卦呈极阳之相，由六条阳爻组成，最好的第五爻称为九五，为帝王之相。古人把这两个数字广泛运用于器物、建筑及城池营建，也符合美学原则。如果将九五之比视为矩形两边，其对角线将直角分为29.05°和60.95°，近似于30°和60°。张杰将古代空间原型与立杆测影、观象授时的天文学实践联系起来，揭示了反映一周年晷影的变化正常与否的十二律对中国古代器物文化的系统性影响，论述了“九五天数”的比例和30°、60°方位的天文含义，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轴线重要节点的位置确定均运用了大量的模数体系。九五之比与方位角也广泛地应用到礼文化对平遥古城的控制之中。首先，北大街长约0.60km，南大街长约0.75km，二者比值为4:5，是九五之比另一种形式。其次，从凤仪门到亲翰门全长1.5km，而北大街、南大街和东西轴线交点的中点与凤仪门距离0.82km，比值约为9:5。最后，将拱极门、永定门与太和门连成三角形，可发现三个锐角分别约为62°、56°和62°，可见平遥古城东西、南北两条主轴线的确定既符合“九五”的比例，又按照60°原则确定了轴线与城门的关系，符合方位控制的要求。平遥古城平面构图分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小结平遥古城与地形、地貌、山水巧妙结合，选址、建设遵循风水理论，强调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并同样重视军事防御，在今天来看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完整的体现了明清时代华北地区城市风貌特征与汉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城乡建筑最后一个高峰时期留下的建筑艺术不可多得的杰作。通过对文化渊源的探索，必然会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意蕴，在历史遗产改造越来越趋向商业化和现代化的今天，相信名城名镇名村的研究与建设亟须文化内涵来充实，以保留下遗产真正的价值。
文
吴洵
杭州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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