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郝思斯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古人讲，“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
——《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思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语出汉代刘安《淮南子·原道训》：“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大意是说，世间万物都有其生存发展的不同规律和具体特性，百事都有其出现、存在的各种具体根据，却都知道应该保住自己的根本、本源。
根是树木生长、茂盛的来源，《淮南子》说“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树木之根，有坚固不动之意，也有不断生长之意，由此引申为事物的本源、根基。对于根，中华民族有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重视。《道德经》中有“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说苑》中有“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宋代陆九渊说“今终日营营，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有采摘汲引之劳，而盈涸荣枯无常”，这些都是在讲，万物纷杂繁多，无论如何变化，都要返归其根源、依照其根本、守住其根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诗人余光中曾有一句话，说得动人又缠绵：“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对于中华儿女来说，哪里仅仅是汉魂唐魄啊，还有那多年沉甸甸的历史，那沉积在遗址、文物、文字之中，从远古一直绵延至今的文明，都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所在。我们扎根其中，汲取营养，不断向上生长，同时也用生命守护着文化的传承。
《史记·儒林列传》中，司马迁曾专门为一个叫作伏生的文人作了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伏生因自幼攻读《尚书》，通晓儒学精髓，被立为博士。公元前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推行“挟书律”，古代文化典籍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寥寥数语，是伏生在那个动荡年代做出的选择。为躲避灾祸保存《尚书》，他冒诛杀之罪，将《尚书》埋入墙壁的夹层。秦末兵起，伏生流亡异乡。
秦亡汉立，汉惠帝四年，“挟书律”废除。正当伏生沉浸在《尚书》终可重见天日的喜悦中，却发现壁藏之书损坏严重。《尚书》本来有篇目百篇，因年久侵蚀，仅剩下依稀可辨的28篇。于是伏生依其早年诵记的内容，参照保存下来的书简，口传于世，聚徒授经。齐鲁一带的儒生纷纷前来拜师。
十几年过去，汉文帝刘恒下令寻求民间熟知《尚书》者到朝中授学，伏生是最理想的人选。然而，那时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无法远行。汉文帝便派太常掌故晁错赴伏生老家当面请教。
数月后，晁错根据伏生所讲，将《尚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这部“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伏生以命护之，终传于天下。后人颂曰：“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
历史长河中的文明印记，每一片背后都有守护者、传承者，都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不倒、绵延不绝，就源于守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条根脉。
年3月，一支驼队迎着飞沙、寒风，艰难地在戈壁大漠中前行。他们为守护敦煌而来，带队的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首任所长常书鸿。
当真实地站在敦煌莫高窟前时，他们百感交集。曾经的辉煌已不见，如今的莫高窟已是千疮百孔，许多洞窟空无一物。对敦煌壁画、彩塑的考察、保护、临摹、研究等工作，需要从零开始。常书鸿等人与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建成千米长的沙土墙阻挡风沙。从事修复临摹工作时，没有纸，就用窗户皮纸裱褙；没有笔，就将秃笔修理后再用；没有颜料，就用红泥、黄泥等材料自制。临摹窟顶时，头和身子几乎呈九十度的直角，仰头看一眼，低头画一笔，时间长了，就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
面对荒芜凋敝、飞沙扬砾、物资匮乏的孤独与困苦，常书鸿守护敦煌的信念从未改变。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莫高窟）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
几十年来，常书鸿与同事们组织修复敦煌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论著，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使远在西北边地的敦煌石窟逐渐为世人所知，使“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改变。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敦煌研究院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古代艺术研究机构。
守护民族文化之根脉，饱含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和责任。从在福州三坊七巷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到在平遥古城叮嘱“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到登上甘肃嘉峪关关城城楼强调“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