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上感慨英雄落寞的吴宇森，缅怀过去青春好时光的冯小刚，从威尼斯等浮华场所退休的马克·穆勒，还有想留在山西故乡的贾樟柯。海量的信息，指向了过去。那时候第五代刚浮出水面，香港电影正步入黄金时代。
栗宪庭、张献民几个老师都说，所谓的“八十年代”，理想主义年代或者浪漫主义的那个年代，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似乎是一场幻觉。我却笃定认为，对八十年代的回望，有如一场事关仪式感和参与感的滚动电影。你可以不理睬，却无法视而不见。
由于签证原因，我没有在寒冷的柏林看到《大世界》，然后在平遥补上了。这样平淡无奇的观影故事，听起来没有一点儿风浪，可在改名与过审的间隙，它能到平遥首映，是非常不易的，各环节不容有一丝差池。
电影所讲的，是同样有着城墙的南京。有钱就有一切，你们想笑，又笑不出来。
张蔷用她“骚嗲犴野”、直上云霄的惊艳声线，在《大世界》结尾，高歌着《我的八十年代》。我不会惊奇，《大世界》用托尔斯泰的《复活》打头，又用迪斯科风格扫尾。同在平遥展映的《追·踪》，笔友看书交谊舞，做的也是差不多的事。
从电影宫走回酒店，夜晚的“又见平遥”，外观像被现代封顶的始皇陵墓。我没在西安看过兵马俑，又冒出来如此怪诞的直觉。四四方方的水泥建筑，发散着诡异的紫色灯光。那是光在霾中的漫射效果，竟有催眠发昏的神奇能力。有那么几个角度，它像东直门的中石油大厦，或是虫洞里被扭曲了的金字塔，让人分不清是，还是。
除了电影，我们也唱歌。
我们进到城中一家Livebar（现场音乐酒吧）刚坐定的我，欣喜地问老板，这里可以上台唱歌？
老板惊愕地摇了摇头。台上那几个，原来并不是客人。
子欣说，第一个歌手，像晚上从中关村跑出来解压的程序员；第二个歌手，根本就是在德云社说开场相声的，他的头发已经掉光了；第三个歌手也没有让我们意外，他就像程序员的同事。
红红绿绿的射灯光线，把现场渲染得烟雾缭绕。场内还有另外一桌人，她们晃动手臂，热情附和着台上。又是一阵恍惚。
我还拍了许多枣树。还有一些倔强的枣，挂在枯枝上阵阵大风吹过，路面上，闹墙上，多了几个油亮的黑枣。这样的日常景象，会闪现在人生中的许多时刻，与不可目测的落地一瞬相比，红枣如何被煤烟和尘土染黑，大概更能激发我的联想好奇。
下午的阳光，落在城门上，墙上出现了奇妙的几何圆弧，古人不只是把平遥古城当成一个御敌和居住的场所。
电影刚诞生的年头，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年代。回看一百多年间，这片土地上的动荡起伏，已经胜似电影的精彩内容，负荷之下，无从承载。我们不仅要说，还得踏踏实实去做。
招手欢迎的夹竹桃，沿着北大屿山公路涌动，直抵天际。停靠在海港的作业船舶，支起大小身架，等待下一次出发。辽阔的视域、出行的兴奋、久违的夏日国际电影节，好像都在提醒我，这是一个有风的夏天。
后来注意到天气预报，这一天，年8月22号，是香港有气象记录的一百二十三年以来最热的一天。只是从巴士的强劲冷气，切换到酒店的中央空调，我对天热得发狂这件事，竟浑然不觉。
巴土上的客人不到五个。我还寻思着刚才出机场，跟个小姑娘撞了衫一一我们都穿了白底蓝图的驯鹿T恤衫。我一度害怕自己笑场，因为不小心挨在一块儿了，怎么看都像穿亲子装的父女。这只是匆匆行程中的趣味调剂。
这次电影节，前后脚连着两个台风，天文台分别挂了十号风球和八号风球。如此极端的气候，在我们一行人从亚士厘道的爵土酒吧出来时，表现最为魔幻。当我们站在LaTaverna（尖沙咀的一家西餐厅）对面店家的门口避雨时，台风雨的阵势，用瓢泼倾盆都无法形容。豪雨如伊瓜苏瀑布般倾注，他们几个就不慌不忙，把烟给点上了。大概半小时前，我陪阿秋在外头抽烟瞎聊时，眼前还一片人来人往的灯红酒绿。对许多香港人来说，挂了风球，交通停摆，不用坐班，反倒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无限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