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城墙,高12米。标准IMAX(巨幕电影)银幕,高应该有16米。
由于城墙限高规定,平遥国际电影展最终没有盖成IMAX影厅,但一座崭新的电影宫如期而至——包括那个名为“站台”的露天电影院。名字的由来,就是那部在平遥取景拍摄,贾樟柯导演的作品《站台》。
为了让电影的幕布抬高,且不“中招”,主办方想出一个妙法:往地下挖。露天的白色银幕与可容纳上千人的电影舞台,终于在古城体内诞生。
聚光灯落下,“声色的盒子”不断放大,电影的幕布徐徐升高,越过了城墙。无独有偶,“金马54”也是以飞升的布条、布块的影像拉开帷幕的。在黑暗中,光,引领我们前行。眼前的活动影像,完美诠释了那句话:比生命更广、更大。
灰头土脸
夜里,将近两点,电瓶车满载了三排乘客,疾驰在黑暗的古城里。
入冬的平遥,气温已经骤降到五摄氏度以下。车子一发动,人们都紧扯着衣服帽子,挤坐在一起。电瓶车只有个棚顶,前后左右就连个遮罩的都没有了。寒气在小街巷道里游荡,看见有人出没,就像饿狼猛扑了过来——这样猝不及防的侵略,发生在一个荒野般的冬夜,让这帮不速之客和这座城池,更显寂寥。
大街两边,尚还有一两个酒馆,给未眠人留了几盏昏黄的灯。不消说,这类地方定有外地游客光顾,只是街上早已经瞅不见人,里头自然也没有半个黑影子。司机猛地一打方向盘,就拐到长长的窄巷里。这下可好,别说人啊车的,就连灯火亮光,也全然消失不见。
众人大声继续着未结束的话题,努力对抗着车子开足马力发出的声音。一车人风风火火打破着古城的宁静,却又连一条看门狗都没有惊扰到。
连日来,每到黄昏时分,古城上空就会出现厚重的飘浮物。作为生活在北京的人,那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浓霾的气息。
城中人家行事简单,大块的、黑色的煤,带着闪亮光泽,就那么堆在门口。飘浮物大多是取暖烧煤的灰,煤灰从四面八方升腾、聚拢,低低地飘浮在城市上空。
我的肉眼,几乎可以辨识那些飘浮物颗粒,毕竟距离不远的景物,已经随着光线减弱,跟冲洗失败的老照片那样发糊。城墙,变成了一道高大的暗影,拱卫着消失的黄昏日落。
到了夜里这会儿,人类的活动已经很少,霾也消散了不少。穿过城墙时,车上的人已经不再说话。我们出了上西门,回到各自下榻的酒店。
这车人是先行离开“初见平遥”的电影派对的。电瓶车提前叫好,有人第二天得跑采访,有的要看早场电影。
白天的电瓶车,一位10元,不分寒暑,老少同价。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蓝色罩布,给平遥古城里所有的车子换上了新装。
我一度产生错觉,认为它们都是影展的专用车辆。如此整齐划一的视觉印象,证明平遥影展虽有浓厚的民间气息,却也有来自官方的大力支持。
我的猜测还有其他依据。开幕式数千人的安保力量,依然挡不住人们围观范冰冰的热情。只是,迷彩服与黑西装的混搭,传递的不尽是安全感,而是城墙般强硬的对峙感,兼有古老的敌意。
还有个早晨,正跟朋友怀念着前天的金色夕阳,突然意识到手上的城墙门票已到了三天有效期的最后期限。那就还是赶个早,翻上这道墙。
积霾的天气,不适合登高望远。一道惨灰的长墙上,背景已经被昏黄色吞没,只有影影绰绰的烟囱、高塔和方形建筑。无论如何踮脚伸颈,借得一处高地再往高,视野始终被框定在城墙上。
我们计划从北门登楼,走到下西门,这样离电影宫不过百米,时间富余。结果一到城楼上,就发现一道蓝色铁板,封住了通往西门的城墙,令人猝不及防。如此我们就得绕道东门,从古城的那一头,再回到另一头。
平遥古城很有特点。它有着中国为数不多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古老城墙和城中布局,整个平遥城的格局与龟的形态相仿。南门城墙并非笔直一条,而是顺着柳根河道修建,于是蜿蜒有律动。
前一天游玩到清虚观,已经快到6点。正抬个板凳往里走的售票员,无论如何都不准我们进去参观,让我们明天再来。他一点儿都不想体会这些贪心游客的心情,其实他们只想多转几个地方。
远远看到了东门。它没有了城楼,毁于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遥和它的城墙也遭遇了天灾人祸,经过一番修葺,成为今天保留下来的模样。城墙上的我们,走到下东门,发现并没有出口可以下去。只能加快脚步,过了一座又一座的敌楼,完全没有拍照兴致。从城墙的文庙出口下来,拦下一辆电瓶车,一路冲到平遥电影宫去看片。
城内有东西南北大街,其他地方大多是窄街小巷,容得电瓶车驰骋。看自己、看周围、看天色,都是灰头土脸,一看电瓶车,却跳将出绿色“环保”两个字,多么得不合时宜。
飘
四面八方赶来的朋友,都是为了参加大会之后的平遥国际电影展。
古城里面,曾是连一间电影院都没有的。如今电影宫落成,包含四个标准放映厅,一个五百人放映大厅(名为“小城之春”),还有个露天放映场地(“站台”)。贾樟柯说,还要再盖两个影厅。在长远的规划里,郊区还要有配套的影视基地。
从无到有,平遥元年(PingyaoYearZero)的意味深长,都写在了西大街电影宫入口,那几个白色大字上。
我最难忘的,是“月光电影院”。
露天电影院是一场盛大却又遥远的回忆,它蕴含了少年的我,许许多多人的20世纪乡愁,让有电影相伴的童年,铭心刻骨。在银色的月光下,幕布被身后巨大的光束照亮,透着稀有金属般的光泽。看似冰冷的方框,被注入无穷的光热与能量,如火山爆发,似大江奔腾,上演着古今中外的离合悲欢。
那些拥有电影的夜晚,我时常在座位上灵魂出窍:我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看一场电影,周围几百个跟我一样端坐或蜷缩着的人,他们又是怎么出现的?是在做梦吗,还是梦中说梦?
影展视觉主题的实物——一款白色的银幕,在平遥老街上升起。我想象着,幕布越来越大,像从天而降的瀑布,把整个城市淹没,让所有人沐浴在电影光泽中。
晋中大地上的古城,古城里的电影宫,电影宫里的放映厅,你在座位上不得动弹,一环又一圈的包围闭合,电影已经被关到了一个不能再狭小的魔盒空间里。可在露天电影院,眼前世界前所未有的大。电影的光亮,不仅照亮并冲破天地,也看得到今月古人,吸纳银河宇宙。
开幕片尤其看得我通体上下阵阵发寒。那是一个关于被抛弃的心碎故事,如《站台》一样,讲文工团。两个最热忱的革命小兵,被小集体所边缘化、排挤、抛弃。文工团的小集体到了大时代,又无处安放,不由分说地再次被抛弃。
看这样的电影,我明白了人与人可以互不认识,但电影透过我们的眼睛,进入我们的身体,给予我们灵魂,就如同艺术予人启蒙。灵魂总会认识灵魂。这就是电影。
古城的诸多条框,阻拦了丑陋无趣的现代建筑,也免去了闲杂车辆造成的拥堵和入夜后不休的噪声,给露天放映制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影展过后,站台上高高竖起的幕布要考虑拆卸问题。作为城中最新的建筑物,它的高度已经持平城墙了。好在也不用担心,来年夏秋,它会在古城再次升起。
电影宫的原址是柴油机厂,之前也是平遥国际摄影展的主展区。我走过电影宫西边的那条小街,直通一排名为“西城村”的住宅。道路两边,原是一格一间的商贩街市,不知为何,店家如被集体洗劫一般,搬迁一空,没有人影。墙灰剥落,爬满尘埃,异常冷清。
远远望见高耸的敌楼,发现它有如士兵的脑袋,惊愕地看着我。《站台》里,崔明亮在平遥的城墙上,张望着尹瑞娟的家。他已经对那里了如指掌,正如他渴望、张罗并谋划好了彼此的未来,但在结尾的蒙太奇里,一代人对时间所能拥有的全部悲伤,似乎被画面凝固,并被电影终结了。他梦想的自己,在做着一个永远不会被火车叫醒、年的狂热之梦。那个梦很长,很长,长到等你醒来,发现不是火车带你往南去,而是淋头的开水,呜呼,呜呼将至。
贾樟柯的汾阳老家也有城墙,不过“五座连城”城区、城墙被拆毁得更多,只剩一小段。《站台》海报场景,拍摄于武家巷附近、四牌楼东的旧法院。鲜红的“为人民服务”褪了色,落了灰,与周围的荒凉岑寂融为一体。
九龙浴室、春潮澡堂、看见她美发、帅帅饭店、亮亮酒楼、玲玲牙科,三明快餐、二宝饺子馆,以及老实人水果,看到这些店面招牌,今天的汾阳与电影中遥指的汾阳,差异不算大。
如果你和《汾阳小子贾樟柯》导演沃尔特·塞勒斯那样,重访小城的街头巷尾,我敢断定,贾家庄和文峰塔都不用出镜,就能收获故人重逢的感动。
影片《站台》有大半的外景是在平遥古城拍摄,那是平遥正准备大搞旅游业的年头。就如人们所调侃的,山西只有一个贾樟柯。如今,他电影里的外景地,终于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原大地上的电影之城。
中国通马老师(马克·穆勒),念读“平遥国际电影展”,会把“平遥”两字,变成一个微妙的“飘”字。从某个老外的嘴里飘出这么个字眼,让我产生了莫名的喜爱。倒无关西洋情调,而是贾樟柯说的,他带着电影走遍世界,漂泊流浪二十年,如今只想回到故乡。
“我们可以的。”没有忍住眼泪的贾樟柯,在平遥电影展闭幕式上说。
我的“八十年代”
开幕式上感慨英雄落寞的吴宇森,缅怀过去青春好时光的冯小刚,从威尼斯等浮华场所退休的马克·穆勒,还有想留在山西故乡的贾樟柯。海量的信息,指向了过去。那时第五代刚浮出水面,香港电影正步入黄金时代。
栗宪庭、张献民几个老师都说,所谓的“八十年代”,理想主义年代或者浪漫主义的那个年代,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似乎是一场幻觉。我却笃定认为,对八十年代的回望,有如一场事关仪式感和参与感的滚动电影。你可以不理睬,却无法视而不见。
由于签证原因,我没在寒冷的柏林看到《大世界》,然后在平遥补上了。这样平淡无奇的观影故事,听起来没有一点儿风浪,可在改名与过审的间隙,它能到平遥首映,是非常不易的,各环节不容有一丝差池。
电影所讲的,是同样有着城墙的南京。还是刘健的那个南京,还是刺痛我们每个人的金钱时代。十年前没有解决的“疯狂夺命金”故事,十年后还是没能够解决。迪斯科与网吧,大佛与天主教堂,整容与房地产……刺眼大字与粗鄙大红的招牌背后,是一个被动画降维的中国社会。有钱就有一切,你们想笑,又笑不出来。
还有一首诗
一首朦胧的诗
还有一首歌
一首迪斯科
张蔷用她“骚嗲狂野”、直上云霄的惊艳声线,在《大世界》结尾,高歌着《我的八十年代》。我对此不会惊奇,《大世界》用托尔斯泰的《复活》打头,又用迪斯科风格扫尾。同在平遥展映的《追·踪》,笔友看书交谊舞,做的也是差不多的事。
从电影宫走回酒店,夜晚的“又见平遥”,外观像被现代封顶的始皇陵墓。我没在西安看过兵马俑,又冒出来如此怪诞的直觉。四四方方的水泥建筑,发散着诡异的紫色灯光。
那是光在霾中的漫射效果,竟有某种催眠发昏的神奇能力。有那么几个角度,它像东直门的中石油大厦,或是虫洞里被扭曲了的金字塔,让人分不清是,还是。
除了电影,我们也唱歌。
我们进到城中一家LiveBar(现场音乐酒吧)。刚坐定的我,欣喜地问老板,这里可以上台唱歌?
老板惊愕地摇了摇头。台上那几个,原来并不是客人。
子欣说,第一个歌手,像晚上从中关村跑出来解压的程序员;第二个歌手,根本是在德云社说开场相声的,他的头发已经掉光了;第三个歌手也没有让我们意外,他就像程序员的同事。
红红绿绿的射灯光线,把现场渲染得烟雾缭绕。场内还有另外一桌人,她们晃动手臂,热情附和着台上。又觉得一阵恍惚。
我还拍了许多枣树。还有些倔强的枣,挂在枯枝上。一阵阵大风吹过,路面上围墙上,多了几个油亮黑枣。
这样的日常景象,会闪现在人生中的许多时刻,与不可目测的落地一瞬相比,红枣如何被煤烟和尘土染黑,大概更能激发我的联想好奇。
下午的阳光,落在城门上,墙上出现了奇妙的几何圆弧。古人不只是把平遥古城当成一个御敌和居住的场所,而是当作一样精确的艺术品来修建和供奉。电影在平遥人民的心中是否有那么重要的位置,或许不是一个问题。
电影刚诞生的年头,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年代。回看一百多年间,这片土地上的动荡起伏,已经胜似电影的精彩内容,负荷之下,无从承载。我们不仅要说,还得踏踏实实去做。
本文摘自木卫二新书《浪迹:电影与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