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正森（-），山西忻州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五台山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五台山研究》主编，年发起成立山西省佛教文化研究会。崔正森先生长期致力于五台山学研究，年调入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年受山西省委省政府选派，到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当代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指导下研修佛教文化，年发起成立五台山研究会，创办《五台山研究》杂志。出版《五台山佛教史》《五台山游记选注》《五台山诗歌选注》《正说五台山》《敦煌〈五台山图研究〉》《五台山一百零八寺》等专著20余部，发表五台山相关专业论文多篇，获省部级奖19项。在五台山申请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工作中，作为申遗工作发起人之一、专家组成员，崔正森先生撰写了《五台山寺庙建筑造像及其它文化遗存》等10种、70余万字的文本，解决了50多个疑难问题，并为五台山图书馆、展览馆捐献自己珍藏的图书万余册、照片数百幅。年五台山成功入选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崔正森先生以其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五台山申遗功臣。
崔正森陪同联合国世遗专家（日）杉尾伸太郎考察
年7月15日，阳光灿烂，从窗户射进的光芒，一派祥和。我们在崔正森老师家里，进行了采访。
问：崔先生，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五台山的？山西文物古迹甚多，为什么要专门研究五台山呢？
先生答：研究五台山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这是因为，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山西省委省政府决定；“五台山是山西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何以故？五台山是名扬中外的“世界佛教圣地”，五台山是“地质博物馆”，五台山是“京津后花园”，五台山是“第一个抗日革命根据地”，五台山是“著名的旅游避暑胜地”。五台山是“鲜有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总之，它那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山西任何文物古迹不可比拟的。但是，当时的大多数人还对五台山的本来面貌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为它只是一处烧香磕头的神仙之地。因此，省委省政府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因我是当时所里年龄较小、具有一定文史哲功底的研究人员，所以，研究所的张国祥所长就交给了我这个任务。但是，我对宗教尤其是浩瀚的佛教玄理，觉得不好消化，唯恐辜负了领导的托负。于是，张所长就派我去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进修佛学。
问：您是何时去进修的？进修了几年，学了些什么？何时返回山西？
先生答：我于年夏天受山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委托到了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导师就是该所所长、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先生。那时，他已60余岁，但身体健康、直腰板背、衣着整齐、举止文雅、满腹经纶、不多言说、沉潜笃实，一派知识分子风度。在和他见面之后，就听同志们说，年，毛主席看了他著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后，曾批道：“凤毛麟角”。还邀他和胡乔木至丰泽园座谈宗教问题，并委托他创办世界宗教研究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宗教问题。听后，心生欢喜，觉得能有这样一位导师指导学习，是大好的幸运。从此，自己就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努力学习。接着任先生就给我开了一张阅读《大藏经》等图书的名单，规定两周去他家里一次，汇报学习进度、心得体会、遇到的疑难问题。此后，凡是听我汇报后，他就言简意赅地给我讲解一些重点、难点、疑点及基本《经》、《论》的主要思想及其所有的方法，强调多作笔记，多做卡片，多思考，多比较，提高简择能力，判断能力和记忆能力。半年之后，就布置一些题目，让我写篇文章。交给他看后，总有眉批、旁批、尾批，有时还当面指点、认真指导、一丝不苟。任先生这种认真负责、不辞劳苦、耳提面命后学的教学态度、方法、思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使我受益非浅、终生难忘、确实是教育的楷模，后学的榜样。
我初到宗教所时食宿就在所里，一年后搬到香山农干校食宿，没想到我的左邻右舍是王世安老先生和杜继文先生，王世安是任先生大学时的同学，他既懂佛学，又擅长英语，到此是阅读《大藏经》，为《佛教大辞典》编写词条。而杜继文是吕澂的高足、佛学大家，原为内蒙古大学哲学系主任，住在这里也是为《佛教大辞典》编写词条。这两位朴实无华、治学严谨、平等待人、有问必答的老先生对我帮助很多，使我受益非浅。住宿虽然是个生活小事，但从上述住宿看，任先生想得非常细致周到，从中感到任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肃然起敬，非常感动。当杜先生在北大佛学进修班讲课时，我还聆听了他半年生动活泼的讲授，使我对佛学思想有了系统深入的理解。曾记得当我向任先生汇报听课的收获时，先生即说：“你愿意听谁讲课，我就和你联系好后去听。要博学多闻。”于是，除听任先生讲课外，我在北大还听了张岱年讲的哲学史、朱伯崑讲的《周易》、楼宇烈讲的《肇论》、李中华讲的魏晋南北朝佛学、魏常海讲的中日佛教交流等课程，同时，还至人民大学听了石俊讲的《佛教资料选编》的一些深奥佛理。其间，我还到社科院哲学所举办的佛学进修班，听了张春波、虞愚、巫白慧等专家、研究员讲的佛学、因明学等课程。教授解疑释惑，专家有所专长，多闻强记、博采众长，才能有广博的学问。在学习期间，受到任先生的耳提面命，黄心川、季羡林等老先生的谆谆教诲和同行的相互磋商、耳濡目染，大大提高了自己耳视目听的能力；阅读了不少佛教经典，懂得了不少佛教理论和研究方法，提高了自己的佛学水平和研究能力，还有上述老先生们处人共事的工作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还有宗教所的曹琦、张伟达、曹中建、张新鹰、罗炤等同志们对我的关心、爱护、帮助，使我圆满地完成了在世界宗教所进修佛学的艰巨任务。毕业时，任先生还给予了颇高的评价，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年夏，拜别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诸位领导和朋友们，回到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开始了对山西佛教文化尤其是五台山佛教文化的研究工作。
问：你回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后，是如何开展对五台山文化的研究工作的？
先生答：五台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不是一人一世可以探究完的，所以，需要组织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搭建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因此，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白清才，原副省长卫逢祺、秘书长李玉明、秘书刘俊贤等领导下，山西省社科院院长刘贯文和五台山管理局局长白清良的指挥下，我具体组织了热爱、关心五台山文化的省内外各行各业专家、学者、干部、群众余人，经省委宣传部审核批准，于年4月16日在省城太原成立了五台山研究会，下设常务理事、理事、会员余人。大会还通过了《五台山研究会章程》、《五台山研究规划大纲》，民主选举出名誉会长为常务副省长白清才，总顾问为原副省长卫逢祺，顾问为马洪、任继愈、石俊、姚奠中、郝树候、柴泽俊等，会长为刘贯文，副会长为刘俊贤、杨建峰、吴国元、张乙、白清良等。秘书长为崔正森，副秘书长为程应祥、赵林恩。下设秘书处、科研部、旅游部、外联部、编辑部等，并任命了五部主任，安排了研究课题，落实到具体人，开始了调查研究工作。同年8月份，据成立大会的决定，我写了申办《五台山研究》杂志的报告，经省委宣传部、省出版局和国家资讯出版署审核批准，创办了《五台山研究》，12月份，主编出版了《五台山研究》创刊号。
问：在创办了五台山研究会和《五台山研究》杂志后，你做了哪些工作，有何成果？
先生答：第一，从事学术文化交流。
在30多年间，我主持召开了五台山研究会三届换届会议，主持召开了20余次国内外各种形式的“五台山文化学术会议”和座谈会，率领我会同志们参加过20余省和港澳台30来次“佛教文化学术会议”，从事了学术文化交流，增进了五台山和全国各地的友好往来，宣传了五台山文化。
第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查阅典籍，整理资料，精心编著学术著作。
从年到年这30年间，我几乎调研考察了全省各市县的寺庙情况，尤其是五台县、繁峙县、代县、原平市、定襄县、忻县、盂县、宁武县、灵丘县、河北阜平县等10个地方，收集整理了00余处儒释道寺庙资料，查阅史志、佛典佛书，编撰出版了《山西寺庙大全》上中下3册、《山西寺庙分布图》1幅、《五台山寺庙大全》1册、《五台山寺庙分布图》1幅、《五台山佛教史》上下2册、《正说五台山》1册、《五台山一百零八寺》1册、《五台山》1册、《五台山寺庙》1册、《世界东方明珠——南禅寺佛光寺》1册、《五台山游记选注》1册、《五台山诗歌选注》1册、《五台山碑文选注》1册、《五台山楹联牌匾集锦》1册、《清凉山传志》1册、《五台山文物集锦》1册、《五台山旅游揽胜》1册、《文殊智慧之光》1册、《三晋古塔》1册、《殊像寺》1册、《五台山》画册1本、敦煌《五台山图》研究1册，计25部，万字。其中，《山西寺庙大全》保存了辉煌灿烂的山西传统文化的精华，厘清了儒释道三教的源流、宗派的脉络和寺观的沿革、分布、现状，为后人深入研究和保护复原这些寺庙提供了详实的学术资料，为党政各部领导决策奠定了坚实基础，圆满了对山西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白清才省长和任继愈先生的期望，受到山西各级宗教、文物、建设、外事、旅游、资讯、公安、学术机构等部门的高度赞扬，说山西领导有远见卓识，《大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不朽的历史意义。通过这次考察还发现芮城县五龙庙为唐代木构建筑、孝义贾家庄三皇庙和忻府区部落村龙王庙是二座元代建筑。《五台山佛教史》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被日本佛学家廉田茂雄评为“一部五台山的信史”，被社科院黄心川先生评为“填补了名山研究的空白”，任继愈先生说“是我国第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方法研究五台山佛教历史的专著”、“为‘五台山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等等，获得了山西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而《五台山一百零八寺》，被翻译成日文、英文、藏文等多种文字，是公认的五台山最好的旅游书籍。另撰有学术论文余篇，计余万字。总之，学术研究成果多姿多彩，在学界也有了一席之地，用资讯中心话说，是把“五台山研究中心的旗帜从日本夺回到了山西”。
第三，主编了《五台山研究》(年-年任主编)。
五台山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对五台山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但研究会在专业研究人员不足、研究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坚持办刊33年。截至现在已出刊期，发表有价值的论文4篇，为五台山积累了3余万字的珍贵资料。《五台山研究》杂志既正确贯彻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了办刊宗旨，又宣传了五台山，提高了五台山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大大促进了五台山的“申遗”成功，功不可没。目前，《五台山研究》杂志已发行到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泰国、尼泊尔及东南亚诸国和我国两岸四地的大专院校、图书馆、佛教寺院等处，而且还被评定为社类国际交流期刊、《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学术期刊专题文献数据库》期刊，山西省一级期刊，年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CSSCI）来源期刊，年进入人文社会期刊评价报告(AMI)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从目前来看，其影响因子和转载率逐步提高，国内外的社会影响也愈来愈大，对形成“五台山学”的作用不可估量。
第四，全力以赴协助五台山区政府申报世界遗产。
五台山是世界上著名的“五大佛教圣地”之一，“世界佛教文殊信仰中心”、“世界佛教文化交流中心”，但由于认识迟钝，行动缓慢，至年底还未启动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工作。云冈石窟和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启示，使更多的人们认识到五台山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五台山自然与文化遗产价值的一次鉴定，也是对其管理者的一次检阅，还是对其研究者的一次考试；申报成功与否，关系到我们国家的身份、形象、荣誉等重大问题。必须严正以待，全力以赴。所以，在年5月24一26日五台山区政府举行的“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申报世界遗产研讨会”上，我代表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政府作了长达2万余字的关于《五台山是人类共同的世界遗产》的报告。经来自全国各地的35位专家学者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标准衡量，一致认为五台山可以双遗产的身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并从保护五台山、提高五台山的管理水平，尽快加入世界遗产的角度，提出了五点希望。从此就形成了一个以省政府牵头、省有关厅局积极配合支持，市、县、区主动参与，上下联动，当作全省的一件大事来抓的局面。年6月20日，五台山区政府以“台景政发()19号”文件的形式，向省文物局上报了我撰写的《关于将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报告》。从此正式开始了五台山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年2月，我又为五台山区政府向省建设厅打报告时，撰写了中英文对照的《将五台山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报告。同年3月底，我又协助区政府聘请了崔正森、田永清、上官铁梁、李锦生等4位专家，组成“五台山申遗专家组”，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编写出了《五台山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资源报告》。在年5月22日召开的“五台山风景名胜区自然与文化资源评审会”上，我们4位研究员、申遗专家，分别从佛教文化、地质、生态、管理四个方面作了精彩发言。后经国家建设部、联合国教科文全委会、北京大学、北京颐和园、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评议，肯定了五台山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六个突出价值。年6月23日，在“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文本编制会议”上，作出了人员分工、收集资料和编制文本的三项工作。从此，我又组织人员去繁峙县岩山寺、公主寺、三圣寺、秘魔岩、古北台和定襄县洪福寺、白福堂，五台山广济寺、嵌岩寺及区政府所辖寺庙，进行了详细考察、调研、充实、照像，并由我考证、撰写、打印、装订成了《五台山寺庙建筑造像及其它文化遗存》《五台山藏珍楼文物精品描述》《五台山牌楼描述》《五台山主要碑文》《五台山塔院寺图书文献总目》《五台山佛教文物陈列室文物总目》《五台山寺庙文物总目》《五台山自然·文化遗产资源报告》等10个、70万字的文本，并提供了多张珍贵照片、20余幅图表，为编制文本解答了50余个疑难问题，为五台山“申遗”文本的制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事实上在编制的申报文本中，就引用了研究会研究出的许多重要学术观点。如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对五台山的定位——“提名地珠联璧合地将自然地貌和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成为一种独特而富有生命力的组合型文化景观”一语，就是源于我们上报的文本中的“五台山是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一语的引深解释而已。再是为了五台山的“申遗”工作，我用自己的万余册图书和余张精美照片、文字说明、设计放大喷绘、布展，为五台山区政府办了“五台山图书馆”、“五台山展示厅”。当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杉尾伸太郎和桑赛尔专家看后赞扬说：“在以前申报世界遗产的单位中，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好书的图书馆和由7部文化遗产、1部自然遗产构成的大型展示厅。”因此，人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五台山研究会对五台山的‘申遗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我也有遗憾：随着五台山研究的不断深入，“五台山学”的构建初具规模，建立一座研究院迫在眉睫。十年前，五台山研究会就开始了规划审批，计划在五台山建立一座“五台山研究院”，把它办成一个集科学、教学、展示佛乐、佛医、禅武、景观、书画、科研成果等于一体的基地，促进文化与经济互动。可惜这一研究院至今也未开工。
来源：五台山研究院
作者/来源：山西画报忻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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