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下留城”的来由以及《平遥县城总体规划》编制始末
作者：曹昌智
我国对古城价值的认识有一个历史过程。在年以前，没有一部法律和法规赋予古城法律地位，也没有一个红头文件明确古城属于应当受到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恰恰相反，人们误以为拆除和废弃旧中国留下的古城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直到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文物保护法》，紧接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又通过了《宪法》，明确写进“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这才使中国古城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然而情况并不乐观。在这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社会上下普遍缺乏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观念。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主政者未能全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学内涵，往往用经济决定一切的目光，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增长，把GDP作为追求政绩的主要标准，急于求成，不惜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去拼经济，谋发展，甚至为了攫取功利。殊不知，漠视传统文化，任凭历史文化名城遭受破坏，到头来必然迷失自我，失去民族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20世纪80年代初，平遥古城还没有一项全国重点文物，仅有三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人习惯称之为“一城两寺”。
“一城”指的是古城墙，而不是整座古城。平遥古城墙自从明洪武三年（年）重筑，历朝历代前后进行过40多次修缮，年被列入省级文物，重点加以保护。
年尚待维修的平遥古城墙
实际上，在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之前，古城墙已经坍塌毁坏得相当厉害，城墙上的垛口所剩无几，城楼和角楼早已荡然无存，原来的72座敌楼也几乎消失殆尽。
年，平遥县政府正式成立文物管理所。在所长李有华的带领下，按照“修旧如旧”和“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制订方案，编制预算，争取国家和省财政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支持。维修从年开始，共分两期工程，任务是对平遥古城墙的四周墙体进行全面修缮，同时修复四座城门。
如今人们在平遥古城所看到的敌楼、垛口和位于城墙东南角的魁星楼，都已不再是历史遗存下来的原物，而是在年修复城墙时重建。至于城楼和角楼，则是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才陆续恢复。
与平遥古城墙同时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有两座佛教寺庙，即镇国寺和双林寺。
镇国寺始建于五代时期的北汉天会七年（年），其中最珍贵的当属万佛殿。这座大殿为原汁原味的五代时期木构建筑，至今保留着唐风遗韵，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古建筑之一。论其建造年代，仅次于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佛光寺和平顺县的天台庵这三座唐代遗构，建筑艺术价值极高。
另外一座双林寺的始建年代不详，现存殿宇建筑均为明清时期重建，佛寺以彩塑和悬塑著称，艺术精湛，价值弥足珍贵。
年5月，镇国寺和双林寺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管怎样，我国的文物保护单位还算幸运。与之相比，法律给予古城的青睐与呵护差不多延迟了近20个春秋。把整座古城纳入中国法律体系加以保护，距新中国成立已经过去了33年。
确切地说，在我国被赋予法律地位的并非是所有历史遗存下来的古城，而是特指那些“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市”。只有这类城市，才能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家给出的一个法定概念。如今通常所说的古城保护，就是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一种约定俗成。
年10月，全国各地开始逐步恢复生产和城市建设。与此同时，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箭在弦上，一场呼唤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将兴起。
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主持，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家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参加。
会议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实属罕见，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城市工作的高度重视。会上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会后，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了城市规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求全国各城市，包括新建城镇，认真编制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同时要求狠抓现有设施的维修养护和旧城区改造，加速住宅及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于是，编制城市规划，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连同改造旧城三者并行，随即在大江南北迅速展开。
平遥编制城市规划起步很早，年就曾做过尝试，最初没有经验，加之种种原因，无果而终。
到了年冬天，县建设局正式组成了一个五人技术小组，由副局长张俊英带领，着手编制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因人手不够，又从水利局和建筑工程公司借来几人帮着测绘地形图。
几个月后的年春天，在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鼓舞下，从省城太原，到晋中地区行署所在地榆次，还有平遥的近邻介休、祁县和太谷县都闻风而动，纷纷抓规划、上项目，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旧城市政设施改造。
在祁县水利局工作的王中良是个地地道道的平遥人。那一年，他看到祁县大刀阔斧地破城修路，市政建设如火如荼，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想到自己的家乡多年来经济不景气，古城里外连一栋像样的房子和一条宽敞的马路都没有，城市建设迟迟没有起色，王中良迫不及待地想为家乡出把力。经过一番努力，他总算如愿以偿地调回了平遥县城建局。他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技术小组，同王国和、张树森等人一起搞规划。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那几年，百废待兴。对于什么样的单位有资格编制城市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哪些内容，编制好的规划成果又该怎样审批，国家还没有具体明确的文件规定。在县城一级，通常组织上几个人就干起来，只要编制出来的规划方案和当地领导的想法一致，就可以马上按照规划安排建设。所以，当时在国内没有规划就建设，或者边规划边建设，是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张俊英、王中良、王国和、张树森等人过去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编制城市规划的经验。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凭借的是一腔热情。
张俊英原来在山西省建工系统工作，年回到平遥县建设局，在当地人的眼里，既然和建设沾边，那就算得上是这方面的行家了。张俊英却说他对保护古城很上心，是和他的一个亲戚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有很大关系。他的亲戚庞汉杰时任省文物局副局长，每次见面三句话不离本行，常常会说起一些文物保护的事，时间久了也渐渐影响到了张俊英。
据张俊英回忆，让他组织编制平遥总体规划，前后差不多花了一年的工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算是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不过没有绘制规划图，仅用铅字打印机油印出来十几页文字说明，虽说册子很薄，倒也言简意明。
年春节到来之前，张俊英把这份新出炉的方案给县委、县革委会的每位领导送了一份。春节过后，县委常委会听取了汇报，认为规划方案很不理想，没有大胆放开手脚，要求他们再改。领导们的意见十分明确：按北京和太原的做法，把古城墙拆掉，只留东北角一段作为古城的标记，再修一条环城路。张俊英听了心急火燎，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庞汉杰。庞汉杰对他说平遥古城墙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砖一瓦也不能动。
这时的张俊英犯了难，既不能顶着县委的指示不办，又不能破坏文物，实在觉得力不从心。想到平遥归晋中地区行署管辖，他便行色匆匆赶去榆次搬兵求援，请来晋中地区城乡建设规划队帮助指导。
直到今天，曾经负责或参加过那次规划编制的老人们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依然感慨不已。他们告诉我：“当年就算是照葫芦画瓢，也苦于找不到示范的样本。”一时间规划定不了，建设不能起步，县委、县革委会领导再三催促，急着改变古城面貌，这使大家的心理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像是老牛掉进水井里，纵然浑身是劲，可硬是不知道怎么使。张俊英无奈地说：“我们是小地方的人，没有见过大世面。那个时候哪有走出去参观学习的条件？去趟省城还要花上半天多时间，再往远走，坐火车去北京，一来一去，光路上就得花费两三天。”
客观环境把他们的视野和思维束缚在了身边狭小的地域空间，束缚在了弹丸之地的平遥古城。在他们看来，令人向往的城市莫过于首都北京和省城太原，况且平遥在历史上素有“小北京”之称。于是首都和省城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中最好的样板。
太原深受北京古城改造的影响，早在年就拆除了辛亥革命时的首义门和两侧的城墙，后来建起了一个用于群众集会和阅兵的五一广场；年在古城腹地开了第一刀，打通和拓宽了督军府门前的东西路段，建成了府东街主干道；年改造南北向主干道解放路。迎泽大街也在拆除南城墙、填平护城河以后分两期建成通车。
太原首义门
于是，在晋中城乡建设规划队的帮助下，这些活跃在平遥古城的规划人模仿着北京和太原破城开路的做法，提出平遥古城“道路系统改造的任务主要是扩宽”，确定的“旧城住宅改造原则为：充分利用，加强维修，逐步改造，并有计划地进行拆建调整”。
在规划方案中被“扩宽的道路有东西大街、沙巷街、照壁南街、上西门街、城隍庙街和政府街（即衙门街）”。规划要求把平遥古城几条主要道路的宽度扩宽到16—22米，形成“一纵一横”的十字街：一横指自下东门外惠济桥至下西门外沥青仓库的东西大街，经由下东门和下西门两座城门穿城而过；一纵是把沙巷街延至农机总公司，纵贯南北，破城而出。
位于平遥南大街上的市楼是这座古城的标志建筑，也是整座古城的制高点，建筑独具特色。规划人员想把它保留下来，但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最后还是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前门、箭楼的规划中得到了启发，也打算采取同样的方式，把“市楼四周拆除，交通加广场，才能既满足机动车的通行需要，环岛又能保存这座古建筑，不失为两全其美的良策。”
年的平遥“废城”规划图
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规划意向近乎废城。规划方案一旦付诸实施，毫无疑问会对平遥古城的整体格局、传统街巷交通、文物环境和历史风貌造成致命破坏。
出现这样的规划方案并不奇怪，是受时代局限表现出的一种迷茫。这种迷茫之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评价标准去指责当时平遥人的“过错”，更不能用西方发达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去苛求平遥人。毕竟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保护文化遗产意识迥然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当西方国家早已进入工业社会时，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业发轫时期，国力十分脆弱。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没有经历过较长时期的工业文明。在生产力发展还处于低水平的历史阶段，人们为了解决衣食温饱而终日愁眉不展，最需要和最关心的当属民生大计，不可能普遍意识到保护古城与中华民族的未来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对于为什么保护古城，怎样保护古城，也还来不及进行深层次思考，而是沿袭着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大规模旧城改造方式，继续被巨大的历史惯性左右着自己的思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平遥的“废城”规划恰恰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产物。所幸的是，这个规划的重点放在了改善城市政公用设施方面。而对古城遗存的大量文物古迹，在规划中还是划定了保护区，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还特别规定：位于重点历史地段的“城内南大街要保持原有建筑形式，严禁拆改，对少数拆除者要复原，确需改变者，要和文物部门联系”。从“废城”规划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国人对于保护文物至少还有起码的理性观念。
关于对平遥古城性质的认识，规划方案一方面确定“以轻纺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为主”，另一方面又要把它发展成“附加旅游事业的小城镇”。硬是将两种矛盾属性的城市功能捏和在一座古城里，凸现出规划人员认知茫然和思想矛盾的心情。
经过这样一番大刀阔斧的修改，平遥建设局又向县委、县革委会汇报了两次修改后的总体规划方案。这两次汇报，围绕保留古城还是拆掉古城的问题，在领导班子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大家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以至最终无法取得共识，形成领导集体的一致意见。
至此，总体规划编制一波三折，年再次陷入了僵局。
当时山西省建设委员会不赞成这个“废城”规划，几次派专家到平遥明确表明意见，要求保护古城。就在张俊英感到束手无策时，忽然省建委传来一个消息。原来在晋中地区行署的驻地榆次，来了一批上海同济大学的师生，结合编制榆次城市总体规划，组织教学实习。于是他马上派王中良一行带上平遥的总体规划方案赶了过去。
来榆次实习的是在年全国恢复高考以后，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由两个老师带队，一个是城市规划教研室46岁的讲师阮仪三，还有一个是刚获得硕士学位，留校任教的张庭伟。
王中良找到了阮仪三老师，向他说明了来意，急切地拿出平遥的规划方案，想请阮老师能够马上给个说法，看看行还是不行。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阮仪三毫无思想准备，于是没有贸然表态，只说是他定不了，要回学校请教陈从周先生。
陈从周此时已年过花甲。年他在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便与我国古建筑专家刘敦桢先生结识，开始从事古建筑和园林保护。年执教于同济大学建筑系，是建筑历史教学的开启人，尤其对中国古代园林建筑造诣很深，在国内颇负盛名。俞平伯先生称赞他“多才善学，博识能文”。叶圣陶也曾这样评价他的代表作《说园》：“从周兄熔哲文美术于一炉，以论造园，臻此高境，钦悦无量。”
陈从周先生（右）早年与刘敦桢先生
陈从周先生得知平遥的情况后说：“我年去过平遥。这座城很好，保存比较完整，应当做总体规划和保护规划。”又说：“平遥旧城是大文物，文物古为今用。”他主张“旧城四周应保持绿化地带，不能建高层”。对平遥古城要进行整体保护，制止破坏，建议新的建设和发展可以另外规划新区，原则是“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先生的真知灼见源于他对国内外历史城市保护的深刻了解，也深受一代宗师梁思成保护古城历史风貌和个性特征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梁陈方案”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是梁思成先生保护古城的规划思想却深深影响了中国几代建筑师和规划师，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体现“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原则，采取古城保护与新区建设相结合的规划理念，已经渗透到了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年陈从周先生与梁思成先生（右）
陈从周先生对编制平遥总体规划的指导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古代县城对梁思成古城保护思想的实践。正因为城小，地处偏远，实施起来才更具有可行性，也为保护这古城明确了规划的原则和方向。
阮仪三老师年夏带学生去榆次前，刚协助建筑系副系主任董鉴泓修订完《中国城市建设史》。在修订教材的过程中，也曾实地考察过许多古城。这次平遥古城规划又亲得陈从周先生真传，指点迷津，让他的心里着实有了些底气。
不久传来了陈从周先生的建议。山西省建设委员会研究后，欣然同意，决定正式由省里立项编制《平遥县城总体规划》，请同济大学师生帮助完成。同时还指派了规划处的郭振业、张维强、赵俊甫三人，和晋中地区建委的连英文、马克勤，以及平遥县建委（原建设局）的张俊英、王中良一起，共同完成这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年8月2日，正值大学暑期放假。阮仪三和张庭伟带着史小予、于一丁、李卫利、苏功洲、吴晓勤、熊鲁霞、张伟、吴志强、许毅、刘晓红十个学生，一路长途跋涉，来到了这座黄土高坡上的小县城。他们马上投入现场踏勘，开始收集基础资料。随后履新不久的建筑系副主任董鉴泓教授也亲自来到平遥古城，指导师生编制规划。
年同济大学师生和部分地方技术人员合影，后排中立者为阮仪三，右四为张庭伟（张庭伟发自美国）
按照省建委要求，平遥县专门成立了《平遥县城总体规划》编制组，由省建委规划处、晋中地区建委、平遥县建委和同济大学师生组成。
同济大学的师生初来平遥，对黄土高原的生活环境和贫困小县的工作条件很不适应。直到30年以后，早已事业有成的熊鲁霞在写给美籍华人学者张庭伟的信中，还言辞幽默地回忆道：“在平遥每顿饭，首先迎接我们的永远是四碟满布苍蝇的冷盘——黑的豆干、黑的咸菜、黑的辣椒、黑的牛肉。而每次都是张老师第一个英勇地将筷子插入苍蝇的心脏！”这段留在同济师生心底的记忆，真实再现了平遥深陷困境的生活场景。
大凡那个年月生活在平遥或者到过平遥的人，都有类似的感受。难怪不少学生拉起了肚子。他们从东海之滨的大上海来到黄土高坡的小县城，碰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一群风华正茂的学子还是在两位同样年轻的老师带领下，全身心地投入了规划的编制工作。
当年平遥古城建设发展用地受限，大部分工业仓储用地和部分居住用地已经布置在了古城以外，客观上形成了新旧两片建成区。
在平遥现状建设用地基础上，规划编制组在阮仪三老师主持下，按照陈从周先生指点的思路，由张庭伟带着学生调研，编制规划设计方案，执笔绘制古城空间结构图。
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将一个新的总体规划方案渐渐酝酿成形，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张庭伟徒手勾画的古城与新区分开布局的规划思路草图
在认真分析了平遥的历史与现状以后，大家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平遥极度缺水，煤炭资源有限，而且煤层薄，埋置深，不利于规模开采，同时轻纺与机械生产原科来源不可靠，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平遥经济不具备条件。而平遥的特点恰恰在于古城保存完整、文物丰富，在国内十分少见，况且南同蒲铁路和公路经过平遥，交通十分便利，因而认真做好古城保护工作，发挥自身优势，逐步发展旅游，更符合当地实际。
新的总体规划把平遥的城市性质确定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具有完整古城风貌的县城”。规划方案突出了三个亮点：
第一，在总体规划里增加了保护规划的内容。
第二，在城市总体布局上将平遥县城划分为古城和新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使古城保护与新区建设相得益彰。
第三，把古城作为一个大的文物整体，按照不同地段和建筑的保护价值、保护状况，确定它们的保护等级，并且划分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改造迁出区。
新的规划方案把保护平遥古城的原则和方法梳理得清晰起来，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如此，但在最初那些日子里，平遥县的许多领导和群众还是不太理解，也不情愿接受这一规划方案。
《平遥县城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出炉时，已经到了年9月。
也就在这段时间，平遥县革委会撤销，成立了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随之做了调整。但是新上任的县委、县政府仍旧未能就总体规划形成一致意见，围绕古城存与废的思想博弈依然是两相争锋。
有的领导力主废城，认为新规划改变不了古城的落后面貌，跟不上全国正在蓬勃掀起的旧城改造形势。而主张保存古城的领导则赞成新的规划，却又发愁县财政吃紧，既无财力投入新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也无维护资金防止古城变得越来越破败。县委书记无可奈何地说：“按照这个规划，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实现。况且老百姓也不愿离开古城迁到新区。”在他看来，就算规划再好，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最后在省建委的坚持下，县政府带着古城存与废的争议和种种疑虑，报请县人大常委会审议，于年1月12日算是勉强通过了总体规划方案。但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心里还是不踏实，决定在总体规划上报省政府之前，一过春节，马上派人到北京，征求国家城建总局的意见。
这时谁都没有想到，不知不觉中，一件大事悄然发生，也为平遥古城带来了转机。
年2月8日，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国发〔〕26号），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包括24个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请示文件由国务院的三个委局，也就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联署呈报。国务院的这一重要举措，标志着从此我国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将列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行政职责。这对平遥古城保护，真是雪中送炭。
按照中国古老的民俗，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算起，直到正月十五这一天，才算是热热闹闹完整过了年。可是平遥县副县长徐永涛没等过完年，就带着建设局规划股股长王中良一行启程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他们受县委、县政府委派，专程去北京向国家主管部门请示汇报。得知这一消息，阮仪三和张庭伟担心规划方案有变，也很快从上海赶往北京。
这一年春节前后，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改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城市规划局，负责全国的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王凡局长安排规划局顾问郑孝燮先后听取了平遥县领导和阮仪三老师的汇报。
郑孝燮是国内著名的古建筑专家，也是推动中国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经济组副组长。年，在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萨空了的率领下，他曾随同调查团到过山西，重点考察了太原文庙、晋祠、平遥古城和大同华严寺、云冈石窟。
年郑老（左二）在王中良（右一）陪同下考察双林寺
时隔二三十年我访问郑老时，他对当年接待平遥县领导和阮仪三，审查《平遥县城总体规划》的情形仍旧记忆尤深，并且还在他的著作《留住我国建筑文化的记忆》里，收进了年写给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的《建议平遥和丽江同时申报世界遗产的信》，以及年发表的《古城平遥》一文。其中先后两次专门写到同济大学陈从周先生给予平遥古城的倾心